制度的困境：汉代农民能普及优质铁农具吗？|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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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百夫长法比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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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远东这片神奇的土地，有什么技术是自古以来领先西方的，那莫过于钢铁冶金技术了。早早的掌握了铸铁技术的先民，无疑在钢铁生产上有着巨大的优势。

等到西汉中期，炒钢法成功突破了铸铁衍生制品不适合锻打的窘境，解决了钢铁生产效率和成品性能无法兼顾的问题，但情况真如技术理论上那样美好吗？

不妨让我们放开视野，从生产的基石——农业的角度探讨一下汉代发达的冶金技术是否真的造福了大众。

｜农具的制作离不开冶铁

01

理论上的普及

一直以来，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都认为汉代普及了铁质农具。其理由无非有二，一是大量发现的铁农具，二是铸铁冶炼法的生产效率非常高，因此汉代冶铁产能完全足以普及钢铁农具。

其所能提供的依据也比较充分：前者的证据数量可以说相当的多，仅渑池窖藏的农具就达1200件，而且不光数量庞大，分布还十分广泛，从四川凉山到安徽寿县，北至辽宁省到云南丽江，可以说祖国大江南北都有出土。

｜汉代出土的铁农具遍布各地

而后者就没有这么直观了，其主要依据中国汉代普及的铸铁冶炼法和出土炼炉遗址的规模进行判断。铸铁冶炼法是一种生产效率非常高的冶铁方法，与块炼法不同，铸铁法会通过高温让矿石中的铁融化成液态的铁水，与矿渣充分的分离。

使用这种方式冶炼的铁矿，矿渣中的含铁量大大降低，从而让更多的铁被还原了出来，减少了铁元素的浪费，大大提升了钢铁的产量。

并且这样的提升还不是一星半点，使用块炼法产生的矿渣中动辄含有50%的铁氧化物，最高甚至可达70%，而汉代铸铁矿渣的检测发现，其中仅含有3.74%的铁氧化物，说明绝大多数的铁被提炼了出来，几乎没有浪费。

除此之外，铸铁冶炼不光更加节省铁矿原料，对炉子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液态的铁水可以更好的从炉子底部流出，从而保证取铁而不毁炉，让炉子得以连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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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高效不代表量大，但汉代无疑已经兼具二者，从目前出土的炼炉遗址规模来看，汉代的冶铁作坊的规模非常庞大，河南第一号作坊的1号炼炉和河南郡附属作坊鲁山1号炉是当时的特大炼铁厂的炼炉，钢铁日产量均可达1吨，而这样的特大炼铁作坊在全国足有6个，其他中型的炼铁作坊也有82个。

因此，曾任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发掘组长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的李京华便估算汉代全国年钢铁产量达17885吨，这一产量对汉代5000万左右的人口来说，是绰绰有余的，若以人均拥有1kg钢铁用于生活来计算，汉代全部人口需要5万吨钢铁，每年即便有20%的钢铁制品淘汰需要更换，也足够应付。

｜古代高炉冶铁

但事实却总比理论复杂的多，目前这些证据也往往不够全面，以考古发现的铁农具来说，任何熟悉考古的人都知道，考古文物的保存与出土有着相当大的运气因素，古人没有保证千年不腐的技术，更不会特意去保存这些日常司空见惯的东西，如果没有偶然形成的隔绝氧气的环境，钢铁这类物质就根本保存不下来，而只要运气够好，木、纸甚至尸体都能两千年不腐。

因此就算留存的多，也不代表它就更普及，留存的少也不代表就更稀少，否则三国、东汉没有几副盔甲留存，西汉却多的多，是否说明西汉盔甲更为普及，而东汉三国的士兵将领几乎不戴呢？汉代没有任何宫殿留存下来，是否说明当时没有宫殿？

更何况，这些农具除了窖藏数量较多，其他地区出土多是三三两两的零散部件，并不足以说明数量庞大，非常普及。

｜隔绝氧气的话，竹木都可保存两千年

考古不足以说明问题，那铸铁的生产效率和钢铁产量难道不行吗？很遗憾也不行，钢铁实际产量不能光看设备和技术的理论上限，李京华推测的产量前提是每日都会足额生产1吨钢。

｜对古代冶铁的复原，但这类实验的数据并不一定可以准确反映现实

但实际生产是否会有这么多需求，工人又是否会怠惰，矿石、燃料的供应又是否及时充足，那些中型炼炉是否达的到他所估计的产量都会对实际产量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更关键的是，即便产量足够，这些钢铁有多少会用于农具制作，都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若考虑到当时汉代的制度以及参考古人的记载，我们便会发现这些问题很可能走向大众常识的反面。

02

拖后腿的制度

在汉武帝之前，汉朝政府虽然不限制民间采矿冶铁以及制作出售铁质器具，但对其征收巨额的税。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金布律》中记录，采铁矿及制作贩卖铁器各需要缴纳20%的税，若你将其贩卖到其他郡县，根据《九章算术》提供的案例，则要再征收10%-50%的关税，并且每出一关就要重复征收。

这意味着你如果购买本地的铁具，其成本起码要因税而上升40%，若购买外地的铁器，则起码上升50%。如此一来便大大抬高了铁具价格，普及也就无从谈起了。

｜汉代砖画里看似繁荣的市场

不过即便如此重税，也已足以被称为文景之治了，因为它起码还允许钢铁生产为市场服务，大家自由入市，自由竞争。

而汉武帝的盐铁专营制度，则深刻的诠释了什么叫丧心病狂。

在这一制度下，民间采矿冶铁和制作铁质农具被严厉禁止，这类生产全部被交由铁官负责，形成了不折不扣的由官府主导的官营经济。

在这样的体系下，民众买不到物美价廉的铁器，甚至连一分钱一分货的普世真理都体会不到，农具的价格昂贵还质量奇差，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盐铁论·卷六·水旱》所记载的惨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櫌啖食”。

｜铁农具可不是人人都有的用的

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结合近现代的其他国家的例子，搞官营经济必然会是如此结果，而盐铁论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哪怕是没有丝毫自由市场概念的儒生们，也明白显而易见的道理，直指原因是铁官在指导铁器生产的时候，并不愿意优先考虑平民的需要，而是尽可能的满足上头指派的指标，铸造大型的铁器。

这一说法得到了考古的印证，根据四川省浦江五星镇出土的1.31米口径，57厘米腹深，3.5厘米厚的牢盆来看，汉代确实生产有庞大的铁器，而它们还不是凤毛麟角，因为牢盆是用于煮盐的器具。

｜四川浦江出土的汉代煮盐盛器“牢盆”

毫无无疑，大器的铸造挤占了生产农具的时间和材料，再加上兵器盔甲之类的需求，自然很难轮到农具，价格也必然随着供不应求而水涨船高，也就出现了买铁贵的窘境。

而更糟心的是，铁官即便生产出铁农具来也爱卖不卖，态度像极了曾经的国营商场营业员。

盐铁论就此提出了农民的困难：铁农具容易生锈很难长期保存，无法储存大量备用，因此只能一次次的少量购买，而农夫前往负责售卖的官吏处时，则常常会发现他们并不在岗位，无法购买自己所需的农具，便只能耽误生产，悻悻而归。

｜汉代牢盆，可以说相当大了

即便你运气很好，买到了铁官们好不容易抽空做出来的铁农具，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其质量根本不足以满足农业的需求，这在上得到了印证：辽宁抚顺莲花堡出土了60余件铁质农具，它们均是范铸而成；河南荥阳出土的汉代铁铲112件，也同样如此，而这样的铸造案例不胜枚举。

对于外行来说，这似乎没有什么，铸造快捷方便，有何不可呢？但只要稍微了解一些冶金常识的人都该知道，铸铁的硬度较高，耐磨却也非常脆弱，无法抵挡激烈的物理碰撞，以前的铸铁锅哪怕从手上掉到地上都会碎裂，故而兵器盔甲都采用熟铁和钢锻造，农具虽然无法和兵器盔甲相提并论，却也会遇到撞击硬物或不慎跌落的情况，因此锻打的农具依旧是十分必要的。

由此也不难看出，汉代铁官对于铁农具的制造有多不上心，平民所能用到的铁农具质量有多堪忧。

｜老式铸铁锅，在农村还能见到

也正是因此，汉元帝时期一度取消盐铁专营，但不幸的是，这一制度后又因为国家用度不足而再度复立，至刘秀结束王莽新朝带来的天下大乱，建立东汉时，为恢复国家经济才决定罢盐铁之禁，但这并非完全开放铁器市场，而是官营和私营并存，虽然不再有专营时期的铁荒，但在官营和重税的挤压下，铁农具仍然无法降低价格，普惠全民。

到了公元81年，汉章帝又决定全面恢复盐铁专营，打断了盐铁市场的缓慢恢复，所幸在汉和帝时代，盐铁专营又改回到公私并存的双轨制度，让斩断双足变成了拖后腿，为汉朝的平民带来了一丝慰藉。

｜影视剧中的汉章帝

由此不难看出，汉代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它即便有着傲视世界的冶铁技术，也无法利用其技术优势普及铁质农具，让老农们享受技术的便利，更好的从事生产，改善生活。

因冶铁技术发展而让汉朝老农人人有铁用的美好日子，只存在于部分人的白日梦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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